由前燕慕容皝定都龍城開始，到遼代設立興中府，在將近千年的時間里，朝陽這座古城一直是東北的交通樞紐和文化交流中心。隋唐時期，甚至建起幾十座衛城來拱衛這一邊關重鎮。有研究者指出，朝陽在歷史上這一重要地位，是漢武帝奠定的。

漢朝“斷匈奴左臂”開始經營遼西

從漢代到“三燕”，再到隋唐、遼代，朝陽在古代一直是遼西地區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也是絲綢之路上一個重要的樞紐。

1979年，朝陽縣袁臺子村發現漢代柳城遺址。除了城址外，考古工作者還在附近發現了百余座戰國、秦漢時期的墓葬。朝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原主任孫國平告訴記者：“城址東南是柳城的墓葬區，從春秋至隋唐，歷代古墓皆有出土。”孫國平解釋說，“柳城為西漢遼西郡屬縣，東漢時被烏桓所據，北魏時廢棄。‘三燕’時期，在今天的朝陽市北塔位置修建龍城，隋唐時期改龍城為柳城，但這個柳城和漢代的柳城不是一回事，地理位置也不同。”

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羅新認為，在漢代，柳城背靠長城，成為中原王朝東北邊疆的中心城市，是漢朝開疆拓土的結果，為其在隋唐時期發展成為文化交融中心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時期，經過幾代帝王的經營，漢朝開始在和匈奴的戰爭中占據優勢。在西北，漢朝“斷匈奴右臂”，奪回河西走廊，設置河西四郡，開辟了“絲綢之路”。在東北部邊疆的遼東地區，漢朝“斷匈奴左臂”，收復遼西，設置柳城，對投附于匈奴的烏桓和鮮卑各部感化招撫，使他們與匈奴關系疏遠。到了東漢中期，北匈奴被鮮卑滅亡，以柳城為樞紐的“草原絲綢之路”也開始逐漸興盛。

隨著烏桓、鮮卑與漢朝的關系逐漸融洽，越來越多的烏桓人和鮮卑人進入長城地區生活。他們對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很熟悉，歷經了漢朝的覆滅和魏晉的混亂，慢慢發展起來，在十六國時期稱雄北方——慕容鮮卑建立政權，在今天的朝陽市中心創建龍城，定都稱王。至此，龍城以國都身份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

隋唐時期在遼西設立營州，治所在柳城。契丹、奚、靺鞨、室韋等部族以及少量的高句麗、突厥、粟特人因營州的繁華聚居于此，這些部族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仰慕華風，競相學習漢文化。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契丹人李光弼。他是契丹首領李楷洛之子，祖籍柳城，喜讀《漢書》。其父死守孝，“終喪不入妻室”，遵從的就是儒家的孝道。在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李光弼起到重要作用。唐朝末年，在營州還有一個契丹人，他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弟弟迭剌。他精通漢語和漢字，以漢字楷書偏旁為基礎創制了契丹文字。

隋唐時期，柳城周邊設州置縣

公元342年，前燕修建龍城，核心區域在今天的朝陽北塔。前燕、后燕、北燕(史稱“三燕”)皆定都于此。考古發現，從“三燕”到遼代，古城的核心位置一直沒有變化。

朝陽市博物館研究員周亞利告訴記者，自前燕興建龍城以來，這座古城屢經戰火洗劫，又多次重建。隋唐時期，柳城作為營州治所、東北邊關重鎮，城市又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筑，整整歷時3年。“安史之亂”以后，奚人占據了柳城，城市逐漸荒廢。

到了遼代初年，耶律阿保機在此設立霸州，又經過百余年，這里才逐漸繁榮起來，命名為興中府。

周亞利說：“根據史書記載和考古發掘，朝陽古城主要分為外城和內城。內外城的城墻、城門、道路等基礎設施完善，城市功能分區穩定而清晰。”

在朝陽市老城的西北角，考古發掘出數段南北向的夯土城墻。學者認為，這是朝陽古城西墻的部分城墻遺址，今勝利橋一帶是古城南門。由城墻和城門位置可以看出古城有兩條中軸線，南北向中軸線即今北大街，東西向中軸線為今營州路。考古還發現，“三燕”至隋唐時期，居于古城北部的內城一直被歷代使用，直至遼代，廢棄內城，打通外城墻的北門和南門，形成了一條貫穿全城的中軸線，元代時廢棄。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時期，柳城并不是單獨存在的，在柳城周圍還修建了眾多大小不一的城。隋朝和唐朝前期，各族部落紛紛自發性遷入營州地區，隋唐政府采取鼓勵態度，為之設州置縣，以其首領為太守、刺史。這些城有的人口較少，僅有一二百戶，規模也較小，還有一些是軍城，為保衛柳城而建。

有據可查的有玄州(約在今朝陽東北)、瀘河縣(今錦州境內)、懷遠縣(在今北鎮市南部)，燕郡(今義縣七里河附近)、遼東郡(今新民境內)、襄平郡(今朝陽東北青山附近)、黎州(今凌源市西十八里堡)、昌州(在今朝陽北)、師州(在今朝陽東北)、鮮州(在今朝陽西北)、崇州(今朝陽市西南木頭城子鎮)。

營州境內的軍城，稱為“守捉”。如，懷遠守捉(今北鎮市南部)、燕郡守捉(在今義縣七里河)、汝羅守捉(今錦州義縣境內)、巫閭守捉(今北鎮醫巫閭山山側)、襄平守捉(今義縣東北青山附近)等。

周亞利介紹，隋唐時期，營州地區漢人主要集中分布在柳城，總體來看，漢人總人口數量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地區是各部族雜居。

多民族融合促進手工業發展

多個部族雜居、聚居促進了文化融合，營州地區發展出了多種多樣、極具民族特色的手工業。如傳自中原地區的陶瓷制造以及獨具民族特色的皮革制造業、金飾品制作手工業等。

1980年，在位于朝陽市內的遼寧省微生物研究所院里發現了唐代的陶器窯以及磚、瓦窯。孫國平認為，這說明營州存在著制陶業。

朝陽地區出土的隋唐時期陶器數量極為豐富，種類齊全，主要有罐、壺、瓶、碗等生活用品，還有建筑用瓦當、陶硯以及大量用于隨葬的形態各異的陶俑等。如朝陽襯布總廠唐墓出土有陶罐、陶盤、陶燈碗。八里堡唐墓出土有蓮紋瓦當、陶碗。蔡須達墓出土有陶罐、陶灶、陶硯、彩繪陶俑等，另外，韓貞墓出土有彩繪陶蓋罐，蔡澤墓出土有陶盆，黃河路唐墓出土有陶俑、十二生肖俑、騎馬俑、陶禽畜及各種陶模型等。

唐墓中大量出土陶器、瓷器也說明唐代營州地區可能有專門制作喪葬品的作坊。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營州地區的陶器與中原地區流行的同類器物工藝水平相當。

除了源自中原地區的陶瓷制造工藝，營州地區絲織業、毛織業、麻織業和皮革制造業在唐代有較大的發展，并走向成熟。

據介紹，隋唐時期，生活在營州一帶的部族主要為契丹、奚及室韋等，這些部族擅長養殖豬、牛、羊、馬等畜類。歷史文獻中，在記述游牧民族風俗居處時，也反映出其毛織業和皮革業的情況。如稱其“居氈廬”，以及“豬皮為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或“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為服若席”“或以皮為舟”“所居或皮蒙室”等。

這些有關氈廬、皮服、皮室、皮舟的記載，說明生活在這里的游牧民族的紡織業是以毛紡為主，皮革業較發達。當時他們已經掌握了以毛制氈技術，能夠紡出很結實的麻繩、毛繩，冬天時穿皮衣、戴皮帽、著皮靴。毛皮業生產是營州獨具特點的重要產業。皮革類制品一直是極受中原人歡迎的緊俏商品，營州居民用皮衣、皮帽換來大量產自中原地區的商品。遼代時，遼西地區絲織業發展迅猛，遼設立錦州(今錦州市)就是因當地紡織業的高度發達而得名。

另外，金飾品的制作工藝獨具特色。黃金飾品制作技術從西亞、中亞沿草原絲路東傳，被慕容鮮卑吸收，制作成獨特的“金步搖”及其他飾品，再由營州傳入中原和東亞地區。

手記：

營州是馬匹主要貿易區

契丹和奚人是生活在遼西一帶的游牧民族，他們主要馬、羊和駱駝等。尤以馬匹數量最多，因而經常以馬匹和中原貿易。

在古代，馬匹是重要的軍事物資，尤其是遼西一帶出產的馬匹質量上乘，更得軍士喜愛。因而為了順利地進行馬匹貿易，唐朝設立了兩處交易地點。一處是營州柳城，另一處是幽州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區)。

據史料記載，契丹和奚人的貢品中最重要的就是名馬。同時，契丹和奚人飼養的其他牲畜數量也十分可觀。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奚人叛唐，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出兵討伐，一次即獲得馬、牛、羊等七萬頭，由此可見一斑。

從朝陽出土的唐代文物也能看出，營州的畜牧業以養馬業最為興盛。朝陽很多唐墓中都隨葬有馬骨架和陶馬俑、泥馬俑。如中山營子唐墓、南大溝唐墓、纖維廠八號墓等，都隨葬有完整的馬骨架、陶馬、騎馬俑等文物。

出土的文物中，許多陶馬的造型健壯優美，是“既雜胡種，馬乃益壯”的唐代良馬形象的具體體現。

遇到災害，一旦畜牧業減產，契丹、奚人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史料載，唐朝末年，幽州節度使劉仁恭便趁災年“窮師逾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人無奈，只好“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這段史料記載的是，劉仁恭在契丹人遇到天災時出兵征討，契丹人只能獻出良馬，換來唐軍的退軍和牧場。(王巖頔)

關鍵詞： 歷史上的朝陽古城 文化交流中心 東北的交通樞紐 多民族文化共存